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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實施就業優先政策的理論分析

2019-05-21
21 2019-05

09:1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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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源:《經濟日報》作者:王東京

  在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,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,要求今年進一步穩就業、穩金融、穩外貿、穩外資、穩投資、穩預期。中央為何將“穩就業”置于“六穩”之首并提出實施就業優先政策?而“六穩”之間究竟是什么關系?我們將重點從理論層面對這個問題進行分析。

  投資、消費、出口不是三駕馬車而是一駕馬車

  凱恩斯1936年出版的《就業、利息和貨幣通論》,重點研究了投資、消費與就業的關系。他得出的結論是:一個國家要實現充分就業,政府必須通過擴張性財政政策刺激投資和消費。后來有學者將凱恩斯的結論進一步擴展,提出投資、消費、出口是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。言下之意,擴大就業可從投資、消費、出口三方面同時發力。

  “三駕馬車”的說法流傳甚廣,而且已有不少經濟學者將其作為理論框架研究就業問題。我認為,投資、消費、出口并非三駕馬車,三者合起來才是一駕,其中消費是“馬”,投資是“車”,出口是車后面的“貨箱”。這是說,車和貨箱并不是馬車,它們要靠馬去拉動。

  這當然是一種形象的解釋。從經濟學的學理邏輯講,我們說消費是“馬”、投資是“車”,因為投資需要以消費為牽引。一駕馬車若沒有馬在前面拉動,車不可能行走;同理,若沒有消費需求作牽引,投資也就沒有動力。我們知道,投資(生產)的目的是滿足消費,若是消費需求不足,擴大投資所形成的必然是產品庫存和無效產能。顯然,這樣的投資對擴大就業毫無意義。

  目前有一種觀點,認為擴大投資也能增加就業。不錯,擴大投資確實可以創造就業。但從整個需求鏈條看,投資需求只是中間需求,消費需求才是最終需求,若沒有消費需求,用擴大投資的辦法創造就業是飲鴆止渴,對生產過剩無異于火上加柴。若產品長期壓庫,投資無法回收,資金鏈遲早要斷裂;而資金鏈一斷,大規模失業將不可避免。

  另有一種觀點,認為國內消費需求不足可用擴大出口來彌補,人們將“出口”看作拉動經濟的馬車,恐怕就是基于這種認識。事實上,這種看法是錯的。亞當·斯密早就論證過,分工可以提高效率,而在存在國際分工的前提下,一個國家出口是為了進口他國商品,并通過進出口貿易互通有無,分享國際分工的收益。

  按照亞當·斯密的分析,出口的目的是為了進口,那么一個國家如果只出口、不進口,就意味著該國主動放棄了分享國際分工收益的機會;而出口多、進口少,也表明該國未對等地分享國際分工的收益。這樣看,一個國家要平等地分享國際分工收益,就必須在擴大出口的同時也積極進口。可問題就在這里,若一國出口多少也進口多少,它怎可能用出口彌補國內需求不足呢?

  由此可見,出口也不是一駕獨立的馬車。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,中央強調“穩外貿、穩外資”,主要不是要用“外需”替代“內需”,而是為了維持國際收支平衡。往深處想,對外投資與引進外資其實也是進出口。引進外資是出口商品,只是商品未離開國境;對外投資是購買外國商品,不過未將商品買入國境。既如此,一個國家要維持國際收支平衡,當然既要穩外貿、也要穩外資。

  就業、收入、消費的關系及其傳導機理

  擴大就業離不開投資,而投資要以消費為牽引,消費需求增加才能帶動投資增加。既然投資由消費需求帶動,那么消費需求又由何決定呢?回答這個問題,需要我們進一步討論就業、收入、消費三者之間的關系。

  一般地講,消費是由收入決定。從亞當·斯密到馬歇爾,大多經濟學家也都這么看。然而馬歇爾之后經濟學家的看法卻有了改變。費雪在1930年出版的《利息理論》中,開篇就說“收入是一連串事件”。何為“一連串事件”?他解釋是指一連串消費活動。如某人擁有10萬元,其中7萬元用于消費,這7萬元是他的收入;余下3萬元不是收入而是他的資產(如儲蓄、股票等)。顯然,在費雪看來收入分兩種:狹義收入等于消費;廣義收入大于消費。

  凱恩斯雖然不否定收入對消費有決定作用,但他認為消費不會隨收入同比例增長。為了說明一個國家消費需求為何會不足,提出了所謂“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”。意思是:隨著人們收入增加,消費也增加,但消費增加卻趕不上收入增加,這樣消費在收入中的比重(消費傾向)會下降。從增量看,一個人收入越高,消費在收入中的占比就越低,故收入增長與消費增長并不一定同步。

  當然,也有經濟學家堅持消費由收入決定的觀點,而且對如何看待“收入”提供新的視角。莫迪利亞尼根據他的“生命周期假說”指出:在人生的不同階段,消費與收入會有不同的安排。通常的情形是:年輕時消費會大于收入,有負債;中年時收入會大于消費,有儲蓄;老年時,消費會大于收入,用儲蓄彌補缺口。前后算總賬,一個人一生的消費仍取決于其一生的收入。

  弗里德曼將收入分為現期收入與持久收入,所謂持久收入是指三年以上相對穩定的收入。根據這一劃分,弗里德曼提出了“持久收入假說”。此假說認為,決定消費的主要是持久收入而非現期收入。后來有學者做過大量的驗證,其結論也與“假說”一致。是的,現期收入對消費會有影響,但確實不是唯一的影響因素。一個人現期收入不高,但若持久收入高,他可以從銀行貸款增加消費。于今消費信貸風靡全球,足以證明消費需求與持久收入有關。

  可是這樣又帶來了一個問題,持久收入是預期收入,如果收入預期不穩定,消費也會不穩定。那么如何穩定人們的收入預期呢?經濟學的答案是:要穩定人們的收入預期必須先穩定就業。道理簡單,社會上多數人都是工薪階層,對工薪階層而言,只有就業穩收入才能穩。正是因為這個理由,中央所以將“穩就業”置于“六穩”之首,并明確提出要實施就業優先政策。

  穩就業的總體思路及其政策取向

  堅持就業優先,目的是通過穩就業來穩定人們的收入預期。人們的收入預期穩,消費就會穩;而消費穩不僅能穩定國內投資,同時也有利于穩外貿、穩外資。今年《政府工作報告》設定的就業目標是:城鎮新增就業1100萬人以上,城鎮調查失業率5.5%左右,城鎮登記失業率4.5%以內。如何實現這一目標?總體思路是,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動搖,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。

 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,當務之急是鞏固“三去一降一補”成果,繼續用改革的辦法去產能、去庫存,取消對“僵尸企業”的財政補貼,推動產能過剩行業加快出清。同時要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和法治化營商環境,加快“放管服”改革,支持企業創新,讓企業成為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的主體,不斷增強微觀主體的活力。只要國內企業有活力,政府穩就業就有底氣。

  用改革的辦法去產能、去庫存,要發揮市場機制的決定作用。有兩個重點:一是價格要由供求決定,讓價格反映供求、調節供求;二是要進一步縮減市場準入負面清單,推動“非禁即入”普遍落實。政府要最大限度地減少對資源的直接配置,讓生產要素根據市場的價格信號自由流動,逐步建立起供給結構不斷適應市場需求變化的機制。

  在操作層面,實現今年的就業目標還需有宏觀政策的配合。一方面,積極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。多年來人們有一種誤解,以為積極財政政策就是發國債。其實,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適度發國債,但主要應該減稅。發國債是擴大政府投資;減稅是擴大企業投資。“李嘉圖—巴羅等價定理”說得清楚,“今天的國債就是明天企業的稅”。要減輕企業稅負鼓勵企業投資,政府就得控制國債規模。

  國務院已經明確,今年赤字率擬按2.8%安排,比去年預算高0.2個百分點;而減稅力度卻比去年明顯加大了。制造業等行業的增值稅稅率從16%降至13%,交通運輸業、建筑業等行業的稅率從10%降至9%;生活服務業保持6%的稅率不變。據估算,全年將減輕企業稅收和社保繳費負擔近2萬億元,這對擴大企業投資和穩就業無疑是有力的支撐。下一步的關鍵,是要在執行過程中將減稅方案不折不扣地落到實處,讓企業普遍有獲得感。

  另一方面,要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。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,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松緊適度。堅持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,目的是為了穩金融、防風險。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和美國次貸危機的發生,說到底是金融失控的結果。中外歷史經驗表明,如果一個國家貨幣供應不適度,無論出現通脹還是通縮都會對經濟健康造成危害。

  怎樣才能穩金融?關鍵一點,是貨幣供應既要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,又要保持居民消費價格相對穩定,所以貨幣供應絕不能大水漫灌。為此,在宏觀層面,應執行“簡單規則”的貨幣政策,讓貨幣供應增速與經濟增長速度大體保持一致;在中觀層面,要進一步改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,提高直接融資比重,降低杠桿率;在微觀層面,要重點解決好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。

  三點重要結論

  綜合上面的分析,我們可以得到以下三點重要結論:

  第一,投資、消費、出口并非三駕馬車而是一駕馬車。其中,消費對拉動經濟起主導作用,不僅投資要以消費需求為牽引;而且一個國家要分享國際分工的收益在出口的同時必須進口,而進口也要以國內消費需求作支撐。前面已經分析過,引進外資可以當出口看,這樣“穩投資、穩外貿、穩外資”就必須先穩定國內消費需求。消費需求不穩定,投資、外貿、外資皆不可能穩定。

  第二,一個國家要穩定消費需求,必須先穩定人們的收入預期。而要穩定收入預期,又必須以穩定就業為前提。就業穩,人們收入預期才能穩;而只有就業穩、收入穩,其他方面的穩定才有牢固的基礎。可見,中央將“穩就業”放在“六穩”之首,不僅符合經濟學的理論邏輯,而且也是保證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客觀要求。

  第三,穩就業的重點在三方面:一是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,堅持用市場機制調結構,加快“放管服”改革,全面激發微觀主體的活力;二是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應繼續加大減稅力度,進一步幫助企業降成本,支持企業擴大投資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;三是穩金融,堅持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,在提供松緊適度融資環境的同時,要穩住物價,防止經濟出現大起大落。

  [作者系中央黨校(國家行政學院)副校長(副院長)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]

(網絡編輯:金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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